澳大利亚反犹主义的历史演变

将澳大利亚反犹主义简单地归结为近期国际冲突的投射，是一种历史短视。这片大陆上针对犹太人的敌意，其根系深植于殖民地建立之初的社会土壤，并随着国家身份的塑造、移民潮的冲击以及全球意识形态的变迁，呈现出复杂而独特的演变轨迹。要理解今日的暗流，必须回望两百年前的起点。

殖民地的“宗教纯洁”与早期排斥

澳大利亚的犹太社群历史几乎与欧洲殖民同步。首批犹太定居者随第一舰队于1788年抵达，但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制度性歧视。早期殖民地法律深受英国国教影响，非国教徒（包括犹太人在内）在公民权利、土地所有权和担任公职方面面临重重障碍。例如，直到1828年，新南威尔士的犹太人才被允许拥有土地。这种排斥并非总是表现为暴力，更多是一种基于“宗教纯洁性”的社会建构，将犹太人视为需要被“容纳”而非平等融合的他者。

淘金热：经济竞争催生的污名化浪潮

19世纪50年代的维多利亚淘金热是一个转折点。大量犹太移民涌入，其中不少人在商业上取得成功。经济上的成功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，“贪婪的犹太放债人”等欧洲古老的刻板印象在澳洲的新土地上复活。1854年，巴拉瑞特矿区的《淘金人权利委员会报告》中，竟出现了明确的反犹言论，指责犹太商人垄断了生活必需品贸易。这一时期，反犹主义从宗教领域扩散至经济领域，并与劳工阶层的焦虑相结合，为后续的种族主义立法埋下了伏笔。

“白澳政策”下的双重困境

联邦成立（1901年）后推行的“白澳政策”，旨在建立一个以盎格鲁-凯尔特血统为主的同质化国家。犹太移民，尤其是来自东欧的德系犹太人，陷入了尴尬的夹缝：他们被视为“白人”，却又不是理想的“英国裔”。这种模糊的身份定位，使得反犹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——既有社会精英俱乐部对犹太人的公开排斥，也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，澳大利亚犹太社群展现出的高度爱国热忱（一战中，犹太裔军人的比例远高于其人口占比）。

然而，1930年代至二战期间，随着纳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欧洲犹太难民的涌入，澳大利亚社会的反犹情绪再次公开化。当时的内政部长甚至有过“两个犹太难民都嫌多”的著名言论。战后对 Holocaust 的揭露带来了深刻的道德反思，直接推动了“白澳政策”的松动，也为犹太社群赢得了更多的社会接纳。但历史的幽灵并未散去。

新世纪的旧仇恨：全球化与本土极端主义

过去三十年，澳大利亚的反犹主义完成了又一次变形。它不再仅仅是本土种族主义的产物，而是日益与全球性的极端意识形态（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新纳粹主义）以及复杂的中东地缘政治话语相交织。互联网加速了仇恨言论的跨国传播，中东冲突的镜头画面常常被简化为二元对立的叙事，并在万里之外的澳大利亚街头找到宣泄口。

根据澳大利亚犹太人社群执行委员会的数据，反犹事件报告在近年呈显著上升趋势，其中网络辱骂、校园骚扰和针对犹太机构的破坏行为占主导。这些事件往往在国际局势紧张时期激增，显示其“输入性”特征。但另一方面，本土滋生的极右翼团体，也重新捡起了旧时代的反犹主义符号和阴谋论，将其包装进“反全球化”、“反精英”的新话术中。

从殖民地时期的宗教排挤，到淘金时代的经济污名，再到“白澳政策”下的身份焦虑，直至今天全球化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输入，澳大利亚的反犹主义从未消失，只是在不断更换它的外衣。它像一块暗色的棱镜，折射出这个国家在构建自身认同过程中，处理差异、恐惧与外来影响的持续挣扎。理解这段演变，不是为任何暴力行为开脱，而是为了看清仇恨的源流并非无根之木，从而更清醒地面对当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