幸存者证言为何重要？

读到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方素荣老人的故事时，心里突然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。一个四岁的孩子，在爷爷的身体下躲过枪林弹雨，成为家族唯一的幸存者，这种经历光是想象就让人不寒而栗。更触动我的是，像方素荣、莫德胜、杨宝山这样的老人，在晚年依然选择远渡重洋，一遍遍讲述那段血与火的记忆。他们到底图什么呢？我想，这背后恰恰揭示了幸存者证言一种无可替代的、沉甸甸的价值。

证言，是抵抗“历史虚无”的最后防线

你知道吗，历史书上冷冰冰的数字——“三千多人遇难”——和一位老人颤抖着讲述“我爷爷的血流到我脸上是温热的”，带给人的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。后者有一种直击灵魂的力量。当幸存者逐一离世，就像2023年周茂勤老人的故去，标志着平顶山惨案亲历者时代的终结。这时我们才猛然发现，那些会呼吸、会流泪、会愤怒的“活证据”正在消失。如果没有他们生前留下的证词、录像和诉讼档案，后世关于这场惨案的记忆，会不会逐渐褪色，甚至被别有用心者质疑为“夸大其词”？幸存者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最有力的反驳。他们站在你面前，就是一个无法被抹去的事实。

跨越法庭败诉的“另一种胜利”

文章里提到那场长达十年、最终败诉的对日诉讼，初看令人扼腕。但王媛媛老师的话点醒了我们：“使日方无法回避历史事实”。这太关键了！在法律层面或许没有获得赔偿和道歉，但在道义和历史认知的战场上，幸存者们打了一场漂亮的仗。他们迫使对方在法庭这个严肃的场合，不得不承认“平顶山惨案的历史事实”。这等于在国际社会面前，将铁证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他们的证言，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回忆，而是经过司法程序交叉质证、被部分确认的“公认真相”。这种由个人记忆向公共记忆的转化，其意义远超一纸判决书。

而且你发现没有，证言的力量是会传递和生长的。当年听老人讲述的纪念馆工作人员、记者、学生，现在成了新的讲述者。就像那位想当老师的姜美汐同学，她要把故事讲给下一代。幸存者的声音并没有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散，反而通过教育、通过纪念馆的展陈、通过媒体的报道，融入了更广阔的民族记忆河流中。这大概就是“永矢弗谖”的真正含义吧——不是简单地不忘记，而是主动地、一代代地传承下去。

所以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：幸存者证言为何重要？我想，它重要的不仅仅在于记录了“发生了什么”，更在于它守护了记忆的真实性与温度，对抗着时间的侵蚀与刻意的歪曲。在宏观历史叙事容易流于抽象的背景下，每一个具体的、带着伤痕的个体声音，都是锚定历史真相最坚实的那个桩。听着他们的故事，我们纪念的从来不只是过去，更是对当下和平的珍视，以及对未来“历史不再重演”的深切期盼。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国家公祭日，一次次聆听、一次次讲述的意义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