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队干政为何频发?

看到贝宁这次未遂的军事政变，以及非盟和西共体的强烈谴责，心里不禁又泛起一个老问题：为什么在非洲乃至全球的一些地区，军队干预政治的现象会如此频繁地上演？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“顽疾”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某个国家的枪声就会打破脆弱的政治平静。这背后，远不是“军人想掌权”这么简单的逻辑，而是一张由历史、经济、社会和国际因素交织成的复杂网络。

“枪杆子”背后的结构性困境

说实话，军队干政频发，首先得看看这些国家本身的“土壤”。很多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国家，独立时仓促建立的文官政府往往根基不稳，国家认同感薄弱，而军队有时是唯一具备全国性组织能力和强制力的机构。这本身就埋下了隐患。更关键的是经济问题，你看那些政变多发的国家，有几个不是经济停滞、青年失业率高企、贫富差距触目惊心的？当民众对通过正常政治渠道改变生活感到绝望时，军队中那些同样心怀不满的中下级军官，就很容易被“拯救国家”的口号所煽动，铤而走险。贝宁这次政变虽然被迅速挫败，但其国内的经济社会压力，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背景板。

国际环境的“催化剂”与“约束器”

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极其微妙。冷战时期，美苏为了争夺影响力，对盟友的军事政变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暗中支持，这无疑助长了这种风气的蔓延。后冷战时代呢？情况复杂多了。像非盟和西共体这次迅速、严厉的谴责，反映出区域性组织在反对“违宪更迭政府”上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共识，甚至设立了暂停成员国资格等惩罚机制。这算是一种进步。但另一方面，某些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，比如在萨赫勒地区反恐名义下的各种军事合作与资源投入，在客观上是否又强化了当地军方的权势和干政的资本？这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国际社会的作用，就像一把双刃剑。

所以，军队干政这个“旧剧本”不断重演，绝非偶然。它是内部治理失败、民生凋敝与外部干预遗产共同作用的结果。解决之道，或许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，光靠谴责和制裁政变者是不够的，关键在于帮助这些国家构建真正有韧性的政治制度、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发展，让军队回归其保卫国家的本职。否则，按下葫芦浮起瓢，今天在贝宁被挫败的阴谋，明天可能又会在另一个地方冒头。这条路很长，但似乎没有捷径可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