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藤恒则笔供揭示了什么关键罪证？

加藤恒则，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。但作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队的末任队长，他在1948年写于苏联赤塔监狱的笔供，却像一把手术刀，精准地剖开了那段被刻意尘封的、充满罪恶的历史断面。这份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亲笔供述，其价值远不止于“新增证据”这个标签。它揭示的罪证，直指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核心结构与国家属性，其关键性在于它提供了从“执行者”内部视角出发的、无法辩驳的系统性证言。

罪证一：从“医学研究”到“生物兵器工厂”的铁证

长期以来，日本右翼势力惯用“防疫给水部队”的幌子为731部队的罪行涂抹伪装。加藤恒则的笔供，亲手撕下了这层画皮。他供述，其所在的海拉尔支队表面任务是防疫和水过滤，实际核心工作是“白鼠养殖”和“跳蚤培育”。这个细节堪称致命。防疫无需每月培育高达10公斤的跳蚤，更无需使用特制的燃油桶装置进行工业化规模生产。

这10公斤跳蚤是什么概念？它们是活的、高效的细菌载体，是生物武器投送链条上的关键一环。笔供将731部队的活动，从模糊的“人体实验”指控，精确锚定到了为细菌战进行大规模、标准化武器级生物制剂生产的层面。这不是零散的暴行，而是一座有明确产能指标（月产10公斤跳蚤）的、隐秘的生物兵器工厂的运作实录。

罪证二：“国家意志”的指令链

比具体罪行更关键的，是罪行背后的指挥体系。加藤恒则透露了一个决定性细节：1945年6月，东京方面下达了停止细菌战准备的指令。这短短一句话，分量千钧。

它意味着，遍布中国东北的731部队各支队，其启动、运作乃至最终的停止，其开关始终握在日本中央军部的手中。细菌战并非前线部队的失控或个别科学家的疯狂，而是一项自上而下、有规划、有预算、有指令的国家级军事计划。海拉尔支队被明确设置为“对苏细菌战的前进据点”，这一定位本身就揭示了其战略进攻意图，彻底驳斥了所谓“防御性研究”的诡辩。

罪证三：战犯的“表演”与历史的审判

加藤恒则本人的经历，构成了另一重特殊罪证。这位拥有高等医学背景的军医官，在战后一度通过“弱化支队功能”等手段成功欺骗苏联当局，最终逃脱审判，于1955年安然返回日本。他的笔供，恰恰是在被捕初期，在尚未完全构思好脱罪说辞时留下的相对原始记录。

因此，这份档案具有双重揭露性：既揭露了历史罪行，也揭露了战犯事后为逃避责任而精心编织的谎言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军国主义分子在罪行败露后的侥幸与虚伪。如今，笔供的公开展示，等于用他当年的亲口供词，对他本人及其代表的那股否认历史的逆流，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终审。

纸张已经泛黄，墨迹却依然刺目。加藤恒则的笔供，与其说是一份档案，不如说是一把钥匙。它打开了通往那个黑暗实验室更深处的大门，让我们看到罪恶并非偶然的火花，而是被国家机器精心点燃并持续输送燃料的烈焰。历史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，证据总会在某个时刻，自己开口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