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在非遗保护中有哪些贡献？

说实话，看到“赫哲族伊玛堪”不仅成功“升级”到了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，连保护计划都入选了优秀实践名册，心里真是挺感慨的。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它背后反映的，是中国这些年在非遗保护这条路上，实实在在走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，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“申报成功”这个层面。如果你仔细去观察，会发现中国的贡献是多维度、成体系的，有些做法甚至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可借鉴的“中国方案”。

从“抢救”到“振兴”：理念与实践的进化

早些年，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重心可能更多放在“抢救性记录”上，毕竟很多老艺人都年事已高，那种“人亡艺绝”的紧迫感非常强烈。但现在看来，中国做的远不止于此。就像“伊玛堪”这个案例，它最初在2011年被列入的是“急需保护名录”，这说明当时它的生存状况确实岌岌可危。但中国没有仅仅满足于把它记录下来、放进博物馆，而是启动了一整套持续性的、动态的保护计划。

这套计划具体做了什么？我查过一些资料，发现它非常“接地气”。比如，在赫哲族聚居区系统地开展传承人培训，让年轻一代有机会系统学习；把伊玛堪说唱融入当地中小学的乡土教材，从娃娃抓起培养文化认同；甚至还支持创作了一些融合现代元素的新剧目，尝试让古老的艺术在当代舞台上找到新的观众。这些措施不是孤立的，它们形成了一个“输血”与“造血”并存的生态。所以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，它才能从“急需保护”名单中成功“毕业”，这本身就是对保护工作最有力的肯定，也为全球范围内类似濒危项目的保护提供了一个从“抢救”到“活化”的完整范本。

体系化建设：让保护有法可依、有钱可用

当然，光有好的个案还不够，系统性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你知道吗，中国是全球少数几个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门立法的国家之一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2011年就颁布实施了。这部法律就像一把“保护伞”，明确规定了调查、名录、传承、传播以及法律责任，让各级政府的保护工作从“可做可不做”变成了“必须做、规范做”。

有了法律框架，真金白银的投入也跟上了。国家设立了非遗保护专项资金，光是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就超过了70亿元人民币。这些钱用在了哪里？支持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、补助濒危项目、建设非遗展示场馆、开展数字化记录……可以说，从国家到省、市、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，以及与之配套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扶持制度，中国构建了一个可能是全世界最庞大、最细致的非遗保护工作网络。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保障能力，是很多国家难以比拟的。

探索“生产性保护”：让古老技艺活在当下

不过，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，是中国在探索“生产性保护”方面做的尝试。这听起来有点学术，但道理很简单：如果一门手艺、一种表演完全脱离了当代人的生活，失去了经济价值，仅靠补贴和情怀，它的传承之路会非常艰难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的公报不也特别提到了“手工实践”作为可持续生计来源的价值吗？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早有实践。

比如，我们熟悉的景德镇陶瓷、苏绣、苗族银饰锻造这些传统工艺，现在很多都通过设计创新、品牌打造、结合旅游体验等方式，重新走进了市场。传承人工作室变成了小微企业和文创品牌，产品不仅在国内受欢迎，还成了文化交流的靓丽名片。这种模式没有为了赚钱而牺牲技艺的本真性，而是在保护核心技艺和核心价值的前提下，为它寻找当代的生存空间。这解决了非遗保护中一个最根本的难题——如何让传承者不仅有荣誉，更有尊严和收入，从而愿意并且能够持续地传下去。这种“活态传承”的实践，我认为是对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精神非常深刻的诠释和贡献。

所以，回过头来看，中国在非遗保护上的贡献，绝不仅仅是拥有多少项世界级非遗（虽然目前以43项位居世界第一也很说明问题）。更重要的，是它展现了一种综合性的保护路径：有顶层的法律和财政支撑，有落到实处的系统性工程，更有充满智慧的“活化”探索。明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委员会会议还要在厦门举办，这无疑又是一个向世界分享经验、交流互鉴的好机会。非遗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，而中国正在用它的行动证明，守护这份财富，需要的是敬畏之心，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创造力。